我们为什么在生育问题上谈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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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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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朋友圈的讨论促使我翻出一年前的课程pre内容，尽管从学术层面看也许是漏洞百出的···写于三孩政策出台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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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朋友圈一则推文和广泛讨论
争议点摘录：“我国一直有着早婚多育的文化习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子多福”一直是我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观，而“不想婚”“不想生”现象主要发生在近些年。李华成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营造浓厚的婚育氛围。就媒体来说，要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如“独立女性”“丁克”等减少报道或不予报道，将媒体资源更多聚焦于美满家庭、优生优育等宣传上来，让年轻人尽快达成“不婚不育是误区，优生优育是责任”的共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大学生也很容易受到西方一些不良婚育观的影响，高校应当在课堂内外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婚育课程，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年轻大学生们在成人初始就尽快树立正确的婚育观。”
以下是似乎没太大关系的陈旧絮叨
❓我们为什么在生育问题上谈女权？
“一个团体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变革运动，必须看到一个难题为什么会发生，弄明白谁想改变它，看到有着哪些替代性选择，清楚知道如何将这些选择付诸实施。”换言之，历史主体不会在人们没有明确方向和缺乏技能时出现，同样还有一个批判性大众是不可或缺的。
生育不仅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还关乎国家发展能否得到持久的动力支持和输入，女性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二孩政策”落地以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三孩政策”接踵而至。在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的背后，女性主义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能够观察到什么呢？
我国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19年部分放开三孩政策，2021年出台三孩生育政策。放开生育政策后，相当比例的家庭依然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压力的严峻，以及女性正在努力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反对生育自由的“女权主义者”？
20世纪末以来的新时期，各种形态的女性主义逐渐从边缘走向大众，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也逐渐扩张。反生育自由的加引号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三大理由：①一胎政策下，国家政策是挡箭牌，三孩放开后，“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又要卷土重来，重新“控制女性的子宫”。②一胎化政策让许多父母不得不把家庭资源重度投放到唯一的女孩身上，让女性接受与男性一样的教育，培养出一批经济与人格独立的女性，“她们是中国性别平权的成就与坚决拥趸”。全面二孩三孩会让重男轻女的思想与实践卷土重来，危及“性别平权”的硕果；③即便在只生一个的情况下，女性在职场还受到“性别歧视”，收入与晋升机会总体上劣于男性。如果生两个成为标配，女性的职场之路将更加艰难。
荒谬但引人思考。
女性生育意愿降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的转变，女性走入职场、踏入社会劳动，男性在社会分工中的传统优势地位不再绝对优势，女性可以在社会劳动中可以实现高于生育价值的自我价值。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女性家庭、社会地位的劣势依然未被真正改变，女性为寻求平权和独立而进入职场与男性竞争的同时，又面临着性别歧视。既是现在不少女性求职者都标榜自己不婚不育，以规避因为家庭和生育带来的工作风险，但各大公司也更倾向于选择没有这层风险的男性。
而当下网络舆论中所谓的“女权”不能成为女性寻求解放的路径，拒绝生育于情于理都不是合适的手段，生育自由是应该被承认的人权，生育应该被保留为人类的特性，不做生育机器但应该尊重生的繁育。总之，扼杀生育的不是女性主义，而是某些标榜个人化和自由化的群体，虽然受到指责的无疑还是“女性”。
我们自己选择了做“贤妻良母”？
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穆勒认为男性权力对女性的统治与其他统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女性是自愿服从这种统治的。她们没有自我意志，不是通过自我克制来管束，而是通过服从他人的操纵：她们的生活完全克己，为旁人活着——与她们结合的男人，以及孩子。
所以，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做“贤妻良母”吗？我认为这种倾向曾经存在，但不是根源，也不是未来应该存在的。
艾森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父权制条件下的性别劳动分工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和等级制的。女性长久以来处于压迫阶级和弱势群体，马恩因此提出了妇女解放理论——妇女受压迫源自私有制的产生，其本质就是阶级压迫，因为正是在私有制产生之后，妇女逐渐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并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面对生育带给女性被迫回归家庭的危机，想要寻求解放、平等社会性别分工，就要有条件、有能力充分地进入社会生产。
女性需要社会劳动
女性的地位常常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尺度的标杆。如果社会不能对女性宽容看待，性别歧视不能再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消失，社会进步也是无法实现的。
正如马恩所认为的，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或路径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从而使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美国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也强调家庭妇女并不满足于相夫教子的生活，而是希望在公共领域中争取与实现自己的平等权利。本斯顿也认为，妇女解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庭外获得职业机会的平等，二是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解决这种局面可以借鉴米切尔的四大结构理论——米切尔概括指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四大结构（生产领域、生育领域、性生活领域、幼儿社会化领域），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而且，应该重视的是，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要达到真正解放的目的，攻击这种结合中最薄弱的环节——性，性所直接导致的就是生育，间接影响的幼儿社会化，实现场景是生产领域。
这提示我们，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女性能够通过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有工资的工作，二是家务劳动。因此我们应该如何关注两性平等而不是粉饰或摧毁家庭。
正如米切尔的观点：“妇女完全进入公共产业部门，但必须伴有同其他三大领域相一致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直接行动的特殊关头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超过生产领域。”这对“三孩政策”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只有发现女性对生育的顾虑，并且出台一致、有效的政策，才能从各个方面实现生育自由，在当前人口情势下调动人们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要有把生育作为一项权利和认知
最后一点思考，要有把生育作为一项权利的认知。
“男性化”的女性不应该是女性所追求的，做本真的“女性”才应该被作为人生发展目标。
无论是思潮名称从“女权主义”向“女性主义”的悄然改变，还是运动主题越来越集中于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层面、个体层面以及与这两个层面相关的议题，都不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传统的逐渐偏离，而且意味着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日趋碎片化与边缘化。
追求解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需要的。对女性本身而言，生育决策权是我们应该坚持并尊重的，出卖生育能力和以拒绝生育作为平权手段都是阴暗面。对人类、国家和社会发展而言，调整生育政策需要配套政策跟上，平权是个曲折前进、前途光明的过程，一个好的环境需要及时持续地提供给站在低处的女性。